JUJUMI
人类起源，包括中国人的起源，既是一个被世人无限揣测、幻想科学之问，更是一个宏大的哲学问题。古代民众多沉溺于浪漫的宗教故事，认为是神创造了人，西方人幻想出上帝创世的场景，中国人则建构出了女娲造人的传说。
当历史进入启蒙时代之后，人类开始尝试着用科学态度去探索自己的起源之谜，一时间各种学说叠出，其中以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影响最大，并成为最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理论。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认知：现代人是从古猿人发展而来的，中国人也遵循着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现代人这样的演进路线，然而新近发表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却指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一、传统学界对于人类起源的揣测
由于受到“进化论”学说的影响，根据世界范围内收集到的古代人属生物的化石和考古遗迹，古人类学者、考古学者在分析之后，作出以下四种具有明显进化层次的分期、分类。
在中国境内，尚未发现猿人和能人的化石，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在云南省距今170万年前元谋人（也有人认为其不超过73万年），他属于直立人，我们熟知的其它的古人类，如蓝田人（陕西，距今约75万年）、北京人（北京，距今约50万年）以及和县人（安徽，距今约30万年前）等也都属于直立人。
在直立人之后，中国也发现了很多早期智人生存的遗迹，如大荔人、丁村人、徐家窑人等“早期智人”，继而出现的是“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山顶洞人，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人类。科学家通过上述的、缓慢进化化石链条，得出了中国人是不断进化的结论，而且这种进化是线性向前的。
与中国相同的是，非洲、西亚、欧洲等地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古人类化石，同样也呈现出“不断进化”趋势。于是在1984年，中科院的吴新智博士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科学家通过对比分析世界各地区古人类化石的形态异同，一起提出了“多地区进化假说”，主张现代类型的人类并非源于同一个祖先，而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各自相对独立，不同程度地连续进化，互相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即“杂交”），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包括中国在内，是多点起源的结果。
这是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并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知。我们从小到大，所看到的教材也就是基于上述理论的进行编纂的。然而，不久之后，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全新的理论，遂颠仆前说，成为一种对人类起源的全新解释。
二、近年研究揭示了中国先民的外来之路
所谓“新技术”，即把分子生物学的作为研究手段引入古人类学的研究，依次来进行人类起源的探索。1987年，以美国科学家威尔逊（A.C.Wilson）为首各地学者首开新发，他们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根据对现代人群胎盘细胞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分析，进行逆推，提出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是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并根据《圣经》文本中的叙述，把这个女性祖先命名为“夏娃”。
威尔逊等人既然“找到了”夏娃，也就是提出了有别于多地起源的“单一起源论”。此后，得益于这一开创性方法的出现，各国科学家也纷纷效仿，开始了各地的古人类研究，于是“多区起源论”的权威性开始动摇。
2001年5月，学界权威期刊《Science》刊发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人员金力教授等及其全球合作伙伴的研究成果：通过1.2万条染色体的比对，他们发现东亚人的祖先并不是四五十万年前前的北京人，并发现东亚人体内有7.9万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它进一步表明来自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中国的古人类。他们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6万多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一带，然后北迁入中国。这一重要的科研成果，震动了中国学术界。
继金力教授之后，国内的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单位不断深入研究，或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进行合作研究，近些年大致形成了以下的共识：东亚人的祖先来源于非洲，先由非洲迁入两河地区，再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东南亚一带，继而进入中国内地。在此过程中，除极为少量混血之外，原来的远古人族群大都被驱赶、屠杀。可以说，外迁人种几乎完全取代了“原住民”，成为东亚大地上的新族群，并且成为今日汉族等民族的中国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等东亚民族的共同的祖先。
三、最新研究解释中国古代先民的南迁之旅
2019年4到5月，国际权威期刊《Nature》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相继发表先后刊登两篇论文，表示已解开汉藏语系的起源之谜。两篇文章都指出，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
“语系”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者根据各自语言的亲属关系进行的分类，汉藏语系(Sino-Tibetan)，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余种之一，主要包括汉语、藏语、缅甸语、彝语、壮语等语种。关于汉藏语系起源的探索不仅能够丰富语言学的研究，更能够揭示古人类的迁徙之路。
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国外合作者在发表于《Nature》上的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认为汉藏语系的起源与演化与仰韶文化及马家窑遗址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汉语语族、藏缅语族分流时间在5900年前。
《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的是法、德等国研究团队的研究论文，该文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9000年前种植粟的农业人口，他们生活在磁山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早期的黄河流域。
总所周知，距今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了“农业革命”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种植粟或稻米的农业生产模式，其中磁山文化、仰韶文化便是一个活跃在黄土高原西部典型的粟作农业文化类型。
特别是仰韶文化期内，北方地区的生产技术获得进一步发展，当地人口快速增长，部分先民迁徙到四川盆地，再向西进入青藏高原，向南进入缅甸，来自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西部的先民人口将农业技术和语言文化带到了当地，在与各自所在地的土著文化相互融合之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化成说着汉语、藏语、缅甸等语言的文化群体。
数千年前的这次北方粟作农业族群南迁之路，恰好与六万年前的北上之路重合，不同的是，当年的北上之路是我们的祖先取代古人类的之途，此次南下之路是黄河流域的先民南传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之举。
四、余论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类是分别独自演化而来的，但新近一系列的跨学科的研究，提出了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扩散至全球的新论断。东亚族群自六万年前才来到中国境内，很快取代了本地原有的各种古人类，并迅速扩散到东亚全境，成为今日东亚的主要族群的祖先。在黄土高原孕育出农业文明之后，我们的先民们又向西南迁徙，继而形成了现在的汉语、藏语和缅甸语的群体。
除向南迁徙之外，黄河流域西部的粟作农业族群还有向黄河流域东部扩张的表现，是为黄帝炎帝的传说。在整合北方之后，来自于黄河北方的粟作农业族群又与来自南方的稻作农业族群进行了长达数千年的争斗，最终混一而成为“华夏”。关于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它将会被另作它文专门叙述。
参考文献：
1、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2019年重印本。
2、R.Cann, M. Stoneking, A. C.Wilson. 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Nature 1987.325. 31–36.
3、[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由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4、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